《荷花淀》与抗日战争剧芦苇荡神剧的联系

——评李清源小说《求诸野》

《求诸野》是已经声名鹊起的实力派作家李清源的小说作品,发表于2022年第1期《十月》杂志,旋即被当年第3期《小说月报》转载。抗战题材被书写得可谓多矣,已产生过像《八月的乡村》《四世同堂》《虎贲万岁》《荷花淀》《平原枪声》《烈火金刚》《吕梁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以及《红高粱》《亮剑》《笨花》等等一大批风格各异的名作;由于同类题材层出不穷,珠玉在前而求新不易,尤因市场取向过度,到进入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前后,该题材甚至一度走向“抗日神剧”的全面传奇化、武侠化和娱乐化,引发广泛反感。在抗战题材上既要别出机杼,激起读者新奇的阅读体验,又要保持面对民族艰辛苦难历史的严肃格调,相当考验一个作家在艺术和思想上的功力。

《求诸野》写的是抗战期间沦陷区一位县知事和日寇周旋的故事。这是一个篇幅不长的短篇小说,却在故事叙述、人物塑造和文化思考等多个方面都显出作者卓尔不群的创造力,为抗战题材作品的大树贡献了一片可贵的新叶。

一、含藏缜密的淡定叙事

在日寇占领的某县份,一位投身过革命、曾是进步青年的地方人物被日军看中,勉为其难地出任了伪职县知事。在任上对配合日军统治并不主动,尤其是在扫荡、清乡等沾血的任务来临时,总是适时病倒。该县的实际统治者之一是一位医生出身的日本官员,该医官以自己的精明和专业跟知事反复暗斗,最终揭穿了知事在落水作汉奸中对日军行径的存心抵制。知事辞任后配合共产党游击队诱擒医官,然后拔枪自尽。

将这样一个故事讲述得曲折跌宕也许不难,但像《求诸野》这样打乱时间线、用从容的倒叙和插曲娓娓道来就平添趣味,而且显出一种作者掌控故事和人物的游刃有余。小说开头是知事的第二次病倒,病痛中的知事拒绝了毕业于帝国医科大学的医官的西医诊方,而宁愿找中医试试;接着追溯其上次得病,西医无效而尝试中医,结果真被城中中医治好,纳闷又不甘的医官亲访中医诊堂,探询无果后便暗害了该中医。

到这里,还未回到知事二次病倒的线索上来,而是讲述知事对日本侵略者“公务”的消极,再追述知事的青年时代和出任知事的过程,然后终于“言归正传”:知事这次依然不愿采用医官的西医药方,而要去访一位被传为“神医”的游方郎中。于是,在日军警备队的护卫下,知县、医官与该郎中在山中会面;郎中在要到高价后,给了知事两副根治此病的中药。回来不过两天知事真的痊愈。来看望他的医官将知事带到刑讯室,那里倒吊着的,是奄奄一息的郎中。

作品继而插叙这一幕的由来:医官在山中经观察对真相已经基本了然,于是密令警备队捕来郎中。审讯表明郎中的确属共产党游击队,得知汉奸知事病重,遂设计以“神医”名头将其诱来,半路伏击未遂改用预案,将砒霜混入药中欲令知事吞服而亡。

那么,用了药的知事何以不死而且竟然“痊愈”?作品又淡定地荡开一笔,先写知事辞职,以及在离任前落实兴修水利事宜和枪毙郎中;然后再交代,原来知事一直在装病,郎中的药,和第一次城中中医开的药都没有服。而装病的目的,就是不为日军的扫荡、清乡效力。

著名作家阎连科说李清源的小说是一种“精纯而耐心的叙述”。所谓“精纯”,在于其简练的叙事语言。李清源有不俗的文言修养,《求诸野》的语言富有浅白文言的古典韵味,如令医官起疑山路伏有游击队的描写:“忽有一只角號鼓翼飞来,在山岭上盘旋数周,欲落未落,又振翅飞向他处。”利落生动,相当传神。又如知事的自述:“我辈当年昌言革命,自诩思想进步,引领潮流,留欧的、留美的、留日的,一个个都是顶级的精英、当世的豪杰,满口介民主民生,自由共和。然而混战多年,不但未能建成理想国度,反而使国家板荡,民生涂炭。每念及此,痛彻心扉……我也撑不下去了,不如乞此骸骨、归老田园吧。”像这样传统文言四字短语的流利铺排,在文中俯拾皆是。

需要着重谈及的是“耐心”。作品常离开叙事主线的倒叙和插叙,就显示了作者沉着、从容的叙述心态。《求诸野》的故事十分精彩,但作者没有急于讲述的冲动,不急不徐娓娓道来,这本身就是标志一个作家创作个性的成熟。尤其要指出的是,李清源已超脱了故事紧要关节时一般要营造的急遽节奏和“震撼”效果,越是关键,偏偏淡定。揭开对知事之病西医无效而中医妙手回春的重大谜团时,是这样平淡的几句话:“他并没有吃郎中的药,往前推,他也没有吃颐生堂大夫的药。医官的推断是对的,知事在装病。”而越是语句平淡,越如平地惊雷。这样的“反向效果”需要一定的艺术境界。所谓“绚丽至极,归于平淡”,以及“小溪流才水花飞溅,大江河是雄浑无声的”等说法,指的就是这种境界。

正是这种“耐心”,让《求诸野》声色不露,经常字字含藏。医官听到新民会长谈及中医声誉压倒日本西医和日本势力的严重性时,一声“很好!”随即解释为对舞台上的表演叫好,其实暗指其杀心已起;他看到知事在郎中两副药下“痊愈”而“不禁莞尔”,淡淡一笔看似为知事康复高兴,实则在暗笑知事伪装即将揭穿;最后知事在自尽前对被活捉的皇协军“瞟了一眼”,这个似不经意的细节表明他鄙夷如此狼狈猥琐的丑态而宁愿死去……这样在不为读者能立即觉察的重重伏笔或用语轻淡的含蓄中,精心营构了叙事的缜密。

作品中对读者多次“出其不意”,读者料不到知事是在装病,随之料不到医官已看穿他在装病;料不到郎中是参与伏击的游击队员,随之料不到医官已对他的身份洞若观火;还料不到郎中并未被枪毙而是被掉包放走……然而“包袱”一旦抖出,回看语言中含藏的“蛛丝马迹”,加之聆听作者出面凸显“叙事的声音”的解说交代,无不严丝合缝。读者先被叙事不知不觉地“误导”,然后享受情节合理“突转”的乐趣。一个悬念重重、别开生面、引人入胜的抗日题材故事,被叙述得淡定、缜密,富有可供反复品味的蕴藉性。

二、特色别具的负面形象

《求诸野》里的知事和医官,一个是出任伪职的汉奸,一个是沦陷区的日方统治者,作品是以负面形象为主要角色的。其实克服脸谱化、概念化而讲求血肉丰满、立体真实的负面形象,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创作上早已取得累累硕果;而这篇小说里塑造的知事和医官,内涵和手法依然特色别具。

知事本是得历史潮流之先的进步青年,心怀现代思想和救国救民壮志,参与了晚清以来多起革命活动,屡遭挫败于事无补,悔意满怀地回乡闲居。到抗战时出来与日本人合作有被迫、违心的成分,但也有主动因素:与其劣绅恶霸、彻底的走狗去当知事祸害乡里,不如自己落水,还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多少改善局面。他辞职前对医官说道:“我答应你做这个知事,便是想在这沦亡离乱之际,为乡亲谋一点和平与生机,自污其身,以赎前半生的罪。”

这不是他的自我开脱。他出任知事的条件是要求日方先除掉一名罪行累累又热心投日的某劣绅,上任后对捕杀土匪、兴修水利、暗中保护抗日游击队等不遗余力,而对征税、扫荡屡屡消极应付或煞费苦心装病逃避,甚至在与日本人谈话时的言辞、观念上不忘维护民族尊严,时隐时显抨击对方侵略行径。这样一个处境尴尬、行事为难、内心矛盾重重的“汉奸”,塑造得真实饱满,反映了作者在抗日战争情境中超越军事式对立思维,能透视世故、肯从社会与时代深入理解人心和人生遭际的能力。

最后因郎中被捕而终于败露了的知事辞职回乡,作品为他安排的结局是配合郎中诱擒医官,因为共产党游击队需要医生为队员诊治疫病;完成诱擒之后,知事拔枪自尽。他的自尽既是无法抗衡日本人的报复,也是对自己汉奸经历的自赎——相比以郎中为代表的抗日游击队,为日军当代理人说到底“民族大节”总是有亏。无论是主观用意还是客观效果,这样的结局也都避免了某些“敏感”读者可能的“百般体贴汉奸”“为汉奸辩护开脱”的指责。而有识具的读者在思索后,又会领会到自尽是知事心力交瘁、理想屡屡幻灭后符合其人生逻辑的必然。

比之知事,日方的医官可能是一个更加丰富、更具审美“吸引力”的形象。此人学识渊博,医术精湛,精明细心,思虑周到,善用怀柔手法。在与知事的心机暗斗、与警备队队长的职场分歧、与郎中的正面较量等几重关系中,作品通过反复对比,凸显了这一形象。

《求诸野》塑造人物的对比手法贯穿全篇。同为汉奸,知事形象就是通过与劣绅、与前清老秀才的对比更显差异;而同为士绅,知事家并没有其他士绅家院里常有的亭台楼榭和琴棋书画,反映的是其品性的与众不同。而医官与同为侵略者的警备队长的对比,既突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文气一面,又代表了区别于武夫的统治手段上精巧、虚伪和人性似未全部沦丧的一面。

日军警备队长行事和观念简单粗暴,日军车队在冬夜被暗算坠谷,队长“大怒”而“欲行屠村”;医官则主张“找出帮凶治罪即可,不必过多杀戮”。面对知事的虚与委蛇,队长大骂:“你已经是汉奸!上了海盗船,就别想做好人!”而医官则安抚:“请知事莫要多想,知事是日本帝国珍视的朋友,也是医官本人敬重的政治家。”医官认为“只靠武力,是不能征服的。欲降服,必先降服人心……我们要做的,是让他们服,而不是激化矛盾,一味使用武力。”警备队长则认为“这里的人奴性深重,只服从武力,不懂得感恩。他们不服,就杀到他们服。只要杀人够多,他们就会顺从。”郎中被捕后,队长酷刑逼供,并且用上剁去无辜庙祝的手指、刺瞎庙祝眼睛的歹毒手段;而医官面对奄奄一息的郎中,“神情间浮起一点悲悯”,还发出只有人类才会同类相残的感叹……如同知事与其他汉奸的对比显出了知事的特点,又让作品不忘覆盖汉奸所应有的主要类型;作品中医官与警备队长的对比,也既显出医官形象的独异,又刻画了日本侵略者普遍的凶残。

重重缠斗里医官的心细如发、机谋深沉,则与知事和郎中对比。知事已是处心积虑,而医官每每棋高一着。共产党游击队员郎中装扮神医,为人一派狂慢,“高人”范儿几乎出神入化;而医官能从他隆冬时在山中衣着单薄、额有热气、裤子上粘有苍耳和鬼针、喝水不是消遣而是解渴判断出他必是刚刚参与了对自己的伏击。对比之下,一个智商极高、精明干练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年尾医官收到家信,“父母倚闾望其归来”,医官在疫情严重的冷清萧条中“手持家书,遥想故乡与亲人,不禁心酸”。这自然是对其作为侵略者之外的普通人情感的描写,赋予其“虚伪”之外真实的人情味;然而就在他要写回信时被知事派人诱骗至家中,然后被游击队逮捕。侵略战争毁去的是所有人的正常、温情生活。本可以是医学家、政治家并享受天伦的医官,把高度的聪明才智付诸日本对外侵略的罪行,这个负面形象让有心读者慨然一叹。

三、游走古今的文化沉思

在叙事和形象层面,《求诸野》已在抗战题材小说中特色独具,而作品的意蕴还由历史审视、人性观照而扩散到文化层面。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关于中医、西医的辩驳,特别是“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古典思想意识在抗战情境中引发的思索,让作品具有超越抗战题材本身的文化探讨意义。

知事从装病到被揭穿,这是小说的主要线索。因为医官精通西医,知事为防露馅而以求诊中医为挡箭牌,由此引发二人关于中医的几次对谈。医官知道知事年轻时服膺日欧文明,视现代科学为救国良药,因此叹息道:“阁下当年曾昌言,迷信传统而不尊奉科学,是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也。言犹在耳,阁下却已向传统投降。阁下是中国少有的有见识之人,尚且不能坚守信念,难怪中国一蹶不振,总是落后挨打。”这里其实已不是侵略者对被奴役者的不屑,而有他作为知识者为知事、为中国真诚惋惜的成分。

如果从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核出发,小说很容易讲述中医的神奇有效。关于中医效用到底如何,跟西医相比究竟孰优孰劣,作品先让知事回答“中医仗的是经验,经验也是科学,所谓老马识途,未必无用”,似乎颇有为中医申辩之意;然后知事被颐生堂中医“治愈”,不解的医官亲访颐生堂,对大夫所说中医高明在“辩证”、其要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解释颇不以为然,然后还暗害了大夫,此时读者更以为作品在标举中医价值,随之读者的这一印象又被“神医”两副药“治愈”知事强化。等到知事装病的谜底揭开,知事推崇中医不过是障眼法,中医并未起作用。然而在中医作用的“逆转”中,知事又以“中医不只是医学,还是哲学,还是社会学。不了解中医,便不了解中国”将探讨引向医官不能理解的别处,读者也随之有些茫然。

等到腊月疫重,小说固然写了中医防疫药方的有效,也写了新知事、前清老秀才服中药依然不治,并未鲜明推崇中医。接下来知事诱骗、抓捕医官,目的是让他为染疫的共产党游击队诊病,知事就此说道:“我是让你从中医里了解中国,何曾说过中医能包治一切?中医也好,西医也罢,总是一个‘医'字,哪个更有用,便用哪个,何须分什么中西?”

总体看来,作者也认为,中医可能并不能以“科学”衡量之,中医并不符合科学的实证性和量化分析等要求,作者也不因中医是“民族瑰宝”而否认这一点。中医其实就是历史上的诊疗手段和医药卫生理论,它不是单纯的医疗科技,而和哲学、社会等问题关系紧密。中医更属于“文化”,其文化意义可能大于“科学”价值。这样,这场中西医之争就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范畴。

作品题名《求诸野》,来自孔子名言“礼失而求诸野”,意思是古礼沦丧,应到民间去寻求,因为民间还积淀着礼俗上的合理、精华成分。一篇抗战题材的作品,以这样一个标题命名,初看颇是费解。知事讲到,现代主流西医有治不好的病,如同“礼失”,而渐趋边缘的中医可能有办法,如同礼尚存于野;医官回道,中国一贯自称天朝上国,视日本等蛮夷为“野”,而如今中国衰败而日本强盛,所以中国要从日本、也就是“野”去寻求复兴之道,要学习包括日本现代医学及其他,这才是“礼失求诸野”在今天的要义。

医官把“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古训跟当时的局势联系起来,既有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也有为日军侵华辩护的成分。知事对此似乎难予回复,只能以痛苦病容掩饰。等到捉拿医官去为共产党游击队诊治疫病,知事说:“你不是想了解中国吗?送你去看看另外一个中国”“你到了那边,也替我看看中国的‘野'。”原来,属于中国的“野”的,不是日本,而是“另外一个中国”,是“那边”,也即共产党的解放区。当时的解放区尚未壮大,尚属在“野”,但包孕着民族的希望。“求诸野”这个标题的涵义,到最后才点出。

中国当时在解放区和民间尚存的“礼”,也就是传统上的积极因素,包括对来犯之敌不屈不挠英勇抵抗的气概,为理想信念献身的精神,特别是文末强调的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兄弟阋于强,外御其侮”的民族大义。在日寇铁蹄下的沦陷区和当时的国统区,这些“礼”已“失”,而需要在解放区去“求”。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解读跟作者的用意存在一定偏差。李清源的第一动机并不是单纯地写好一个“抗战题材”,而是文化层面的运思。在其为《小说月报》录制的创作谈视频中,他说要通过小说来“阐释和重述中国价值”。“中国价值”也就是两千多年来的“仁义礼智信”,他认为这也是“人类共通的共有的价值”。《求诸野》写的就是礼,李清源认为:“礼具有两个很重要的涵义,一个是指道德品行、个人修养,另一个就是典章制度、政教文化,这个词汇兼具了文明的两个层面:外化的秩序和内化的品性。我这个小说也试图兼具这两个层面,不光表现在特殊情境、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同人的本性和品质、品行。我更关注在文明崩溃之际的秩序选择和价值判断。”

以此为参照的话,我们又不禁感到典章制度、政教文化在作品中似乎付诸阙如,“文明崩溃之际”的“秩序选择”好像也未凸显,而小说寄予希望的无产阶级力量恰对封建社会的“礼”多持批判态度。作者的文化思索虽然游走古今,但其创作谈中的立意在小说中有点空落,完成度不高;读者比较难在这个抗战题材小说里来把握“礼”的当代价值,以及“礼失求诸野”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反倒是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的新意,更堪回味。

杨陈刚,女,湖南常德人,本科和研究生分别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现为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基础教学部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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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淀》讲述的是白洋淀地区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抗日的故事。在作品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农村妇女形象。这些妇女勤劳、善良,识大体、顾大局,是在特定的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水生嫂是作品着墨最多的妇女典型。

1.《荷花淀》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白洋淀地区的一个令人喜悦的故事。

2.七个农村青年参军,因为走得匆促,除了水生以外,都来不及同家里人告别。他们的妻子很惦念,想去看看。但是没有找到。在回家的路上,她们的小船,碰上侵略军的运输船,敌人追赶着她们。

3.幸亏她们丈夫的队伍埋伏在这里,给了敌人一个迎头痛击。这些妇女也在无意中遇到了丈夫,并立下了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的功劳。

1.《荷花淀》的目的不在表现战争,而在表现人性、人情,战争不过是作者叙述人物、表现主题的一个素材,一个背景。

2.作者主要通过对水生嫂和妇女群像的成功塑造使主题得到充分的表达。包含着亲切自然的人情味的描写,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妇女们思想感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达方式也十分传神:似是讪笑,其实暗含着夸奖丈夫的由衷喜悦;别离的感伤后面,又有着为丈夫的行动感到的自豪;表面的埋怨,表现了为爱着丈夫,因而不甘落后于丈夫的自尊。这些都被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照射的富有光彩。

3.整篇作品情节淡化、人物虚化、景物诗化,构成一篇特殊文体的诗化小说,它重在创造一种诗意之美,在这种绝美纯美的极致中,蕴含着一种健康纯朴、积极向上的精神,作者也正是借此来表现我们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1.水生嫂等具有勤劳、勇敢、质朴的品质,但也具有一般家庭妇女的特点。

2.她们守着自己的家庭,憧憬着幸福的生活,希望自己的丈夫不要离开。当大敌当前,国难当前头时却能把对丈夫的爱和对祖国的爱统一起来,积极支持丈夫参军。

3.在经历了荷花淀的伏击战之后,她们受到了教育、鼓舞,她们认为: 凡是男人能做到的,妇女也能做到。

4.当水生说她们是“一群落后分子”时,她们更不甘示弱,商量着回去成立队伍,参加战斗。这种抗击敌人的侵略,保卫祖国、保卫家园的热望所激发的向上的要求,在斗争中对自己力量的坚信和具有的雄心壮志,是她们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的思想基础,展示了她们美好的精神境界,表现出她们高尚的情操。

1.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树勋,河北省衡水市安平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

2.孙犁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作为《天津日报》的创始人之一,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持青年作者的传统,培养了刘绍棠等大批知名作家和业余文学创作骨干,被誉为“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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