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生个儿子啊,大家可以推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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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谈《归来》细节 将与好莱坞拍科幻片


时代周报5月21日报道 三年没有电影上映的 ,2014年5月的一场“归来”,在电影上映前的一周,又开始迎来舆论的暴风骤雨。仅仅在半个月之前,这部电影还被万众期待着“载誉归来”,“回归文艺片”、“重拾80年代情怀”。电影上映前舆论逆转,《电影世界》杂志5月刊的封面专题《张艺谋苍白·归来》以一组报道,将张艺谋称为“名为国师,实为顺民”。紧接着,连司马南都在看片后怒指“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政治片,开启‘新伤痕文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读。

在某种意义上,张艺谋只是一个执着的电影手艺人,对于人生,对于世界的认知,他从来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就跟上这个庸俗”。

本报记者 黄佟佟 发自北京

张艺谋的工作室在北影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很小,很难找,七拐八弯,又都是平房。就算找到了,你也不知道哪里是,因为连牌子也只有一本杂志大,字更细若游丝,若眼神不好,还真不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张艺谋日常行事所在。

我进去的时候,《归来》的第一轮试片会刚刚结束,出来的人个个面目严肃,小声地嘀咕着,在身边走过带起冷冷的风,让人想起帝都文艺圈那特有的气场。黑漆漆的试片室里只摆了十张巨大的黑沙发,那威风凛凛的样子叫人不敢往上坐。大家各自谦让了一番,坐稳了之后,突然响起一种低悄而异样的耳语,“导演来了……导演来了……”

伴随着这耳语,人群突然分开了一道缝隙,黑衣黑裤黑CAP帽的张艺谋走了进来。除了那张标志性的刀削斧砍的秦人的脸你分外熟悉之外,真实的张艺谋还真让人有点惊诧,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64岁的人,从穿着来看,更靠近一个滑板少年,脚蹬一双黑色Gucci白底平板鞋,一条宽松到有点像哈伦裤的黑色裤子,一件短短荡荡的套头黑色T恤,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嫌Prada那款T恤拉链会鼓起来,于是干脆自己找料子让剧组的服装师给他私人定制了一件—这就是别人无法见到的张艺谋,一个家常的、极其注重细节的、爱漂亮的男人。

日本人有一句俗语,叫被时间忘记的人,指那些样子心态永远也不变化的人,他们总是能活很久,把自己活成一个传奇,活成一个奇迹,活成一个雕像。这样的人,日本很多,中国很少,很少里面张艺谋应该算一个,你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男人生于1950年,他身材样貌和30年前拍《老井》时并无二致。“我是闲不住的人。”据说他保持状态的秘诀就是少吃多干。他长年处在超负荷劳动中,看片开会谈事讨论局面,特别是和前任搭挡张伟平分开之后,他一面要拍《归来》,一面要同人谈剧本,一面还要替自己的工作室找新东家,一面还要面对无锡市计生局雪片一般发来的罚款通碟,以及全国媒体“寻找张艺谋”铺天盖地舆论围攻。可是任尔东南西北风,张艺谋也挺了过来,“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他淡淡地说。

还好,是因为比这更惊险的大风大浪,张艺谋见过不少。

他的成功几乎是一个比“头发丝”还要惊险的神话,出身反动家庭,苦巴巴从咸阳棉纺八厂里挣脱出来,卖血买相机,1978年终于成了电影学院的一名超龄学生。整个上世纪80年代,张艺谋处于男人30-40岁这个最好的时光里,飞扬个性,勇猛精进,成为最好的摄影师,当上了影帝,拿到了柏林金熊奖,谈了一场和国际影后轰轰烈烈的婚外恋,也和80年代那一批最热血的青年拍出了当时最具时代气质的电影。当时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人们议论的中心,张艺谋成为八九十年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电影导演,而且没有之一。

因此,不论是过度解读还是可以营销,新片《归来》从第一次露面开始,就被认为是对80年代的张艺谋的回归。

1994年的《活着》为他带来国际荣誉和知识分子的青睐,但随之也遭到被禁的命运。从此之后,他的人生似乎转了一个弯,他慢慢由知识分子的偶像变成了他们的靶子,从《一个也不能少》的小小非议,到《英雄》巨大票房后的严厉斥责,以至于到《山楂树之恋》和《三枪》为他带来的巨大职业讽刺,而奥运总策划以及神秘的葫芦娃传闻则让张艺谋的形象更加复杂难辨,正邪难分。

“我的这个模样,我的这个样子,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很容易把你供起来。其实,我还真不是的,我不是有意要做一个老顽童,而是我天生就有很多愿意尝试的心态。”对于自己忽左忽右的思想取向,他显然没有太多纠结:“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变,我算是用影像讲故事的人,我导演的画面的素质和想法要高于我的文学想法,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作家型的导演。”事实上,就像他在自己的自传里说的,张艺谋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他有自知之明,而且他喜欢迅速将自己工具化,他也喜欢在手艺里找到那份实实在在的快感,“我觉得我在视觉上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我在全世界导演中都不输给他们几位,我特别想拍大视觉的特棒的东西,大银幕,4K,3D。”他一直平稳的声音在最后陡然有了一点拔高,脸上眉飞色舞流光溢彩,在那一刻,你终于明白了那些追随在他身边的人对他的敬意,作为一个西北男人,执固和骄傲是他们的本分。

如果和张艺谋聊得够久,你可以看得到他身上的许多个不同侧面的张艺谋。

这其中有作为名人的张艺谋,对于媒体,他打得一套极精到的太极拳,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具有强大的魅惑力,足以把一切人等隔离在安全线之外。还有作为西北人张艺谋时的那份血性的刚硬,新片《归来》开始就开诚布公,这部片子我们不谈票房,他把“为什么不直面‘文革’”的问题用更平静却意义严厉地抛回给记者,那后面的意思是难道只有“把残酷和困难呈现出来就最牛吗?”当然还有一个旧派男人的老实与真诚,提到巩俐的时候会不自然地沉默和回避,当然实在没办法了,他也会坦然承认她一直是他的缪斯。除此之外他还有平常男人的那种平凡的自得,比如他把他的潮归结于“我有个80后的太太”,他甚至不回避自己的庸俗,“有很多人骂你庸俗。但我个人的选择是锻炼我自己,跟上这个时代,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跟上这个庸俗。我磨炼它,看我能不能适应它,而后改变它,所以我一直会试水商业电影。这是我自己自觉的选择,不是别人想像的我是被强迫。”

“你一生能认识几个人?大部分人不会走近你。”他瞪了我一眼,眼中精光暴射。“人家说你是大师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说你拍的这太小儿科了,什么垃圾啊。可是我就是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我真的没有负担。”

“时代变了。”在采访中,张艺谋起码说了五次同样的话,但对于时代变了,他没有别的50后导演那种痛心疾首,他看上去有些微惆怅但看得出很开心,“时代变了,这个时代不需要教父。”他眼望空中,有一种真正“自由主义者的洒脱”,是的,教父,他是真的不想做,也没野心做,也不屑去做,“我身体也很好,我自己认为我可能拍的时间还很长。”他平静地说,那语气里丝毫没有中国现下成功人士想要再活五百年的豪气,而是一个精力过于旺盛的男人那手工匠人一般的痴心和狂热,“我们手艺人挣的都是辛苦钱,但我是真的喜欢拍电影。”

“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教父”

“大家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

时代周报:《归来》这个名字是谁定的?

张艺谋:来来回回,众说纷纭,最后我说还是算了,就直接一点。

时代周报:《归来》是不是你的精神指向?

张艺谋:我自己想回到那种纯粹的创作心态上,其他不多想了,受众、90后、历史,所有东西不多想了,潮流都不多想了,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感受上。比如这个电影以内敛和克制的方法去讲述这段历史。不是从回避什么或者试探什么,而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故事应该这么讲,这么讲可能是一个提升,美学的提升。这种纯粹的东西并不是要证明给谁看,也不是要做姿态,只是说,这么想去做一个电影,不受干扰。很难!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这边刚一开机,超生事件就出来了,然后无锡市计生委跟我连发十几封函,往三个地方发,广西、我的单位发,家里发—不知道谁把我的家里地址给他们了。很严厉,要我去报到,要我去说明情况,要我去陈述。他们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急迫,有点像十二道金牌似的。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舆论,“寻找张艺谋”等各种各样的舆论。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陈道明屡屡提醒我:导演,你一弄就开会去,一弄就开会去,你不能这样。陈道明那时候很担心,巩俐也很担心,了解我的人都很担心。我知道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完,做稳以后我再去无锡。所以,实际上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觉得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我觉得还好。

时代周报:听说你为了交罚款好像卖了一个房子。

张艺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大家也许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我自己还是承受下来了。所以,我还是排除了所有外在的东西,静下心来,回到我需要的返璞归真的创作心态上,回到那种内敛、节制的方向上去。

时代周报:我们看过原著会觉得,如果能够把劳改敞开了拍就特别牛,现在我知道有很多不得已,但是大家都抱着很大期望想去了解这段东西,看张艺谋有没有本事把这段东西的质感拍出来,结果完全没有,这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落?

张艺谋:我觉得不会。我们可以设想那样一个情景,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文革”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拍,过去历史都可以拍。那么拍到2014年的时候,还会那么拍吗?会不会大家都看腻了?所以我自己说,一方面当然是现状,你必须做选择,大家其实能理解。另一方面,如果彻底放开了,人们看了第一个猛烈抨击旧时代的作品,会觉得勇敢、真猛,这是破冰之作,后头渐渐就没有人看了,年轻人更不看了。所以实际上,如果要拍某一段特殊时期,艺术家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

时代周报:其实我感觉你现在留了很多的白,不像你以前的作品全部是满的,很浓烈的。

张艺谋:对。所以,其实是有意这样做。我不觉得是回避和妥协。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寻找,就是在这一类题材,我如何把严歌苓那么丰厚的、前面那么厚的背景放在这里,一点一滴,对我自己来讲,就是那一箱信,就是那一箱信的质感。还有各种很小的细节。

80年代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那回到80年代的那种纯粹的创作状态了吗?

张艺谋:我不敢说80年代有非常多的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被金钱污染。还有全民的那种对知识和外部世界的那种渴求。另外就是全民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操心的都是那种大事儿,(笑)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事儿,群众基础特别可爱。现在没有了。

张艺谋: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经历过大苦难之后的反思和自信,这个过程在中国身上迸发得很强烈。

时代周报: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在拼命找书。

张艺谋:对。那时候文学非常丰厚。它是从寻根文学演变过来的一种多姿多彩的东西,是一种力量。所以,实际上我认为是那一时期的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你的80年代是不是你一生当中最灿烂、最辉煌、人性最张扬的时候?

张艺谋:应该是最投入、最纯粹的一个时代。我1982年毕业,到1989年、1990年,拍《红高粱》这一段时期最纯粹,那个时候特别纯粹。什么都不想,哎呀,电影之至高无上,艺术至高无上,你可以去演一演《老井》,去一个村子里住两个月,你可以让自己饿好几天,你可以为电影做任何事情,就是所谓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很可爱!我自己是这样,我看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未来要从票房弄潮儿中产生大师

时代周报:后来为什么会变?

张艺谋:时代变了,节奏变了,信息多了,多元化了。多元化之后接着是商品化。时代变了。

时代周报:你后不后悔前面十年跟张伟平合作?

张艺谋: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时代周报:会不会有人说,张艺谋这么大名气了,比如吴天明他会引导一代电影往前走,但是张艺谋有一句话叫做“孩子没有像父亲一样负起责任”,是不是第五代的导演他们其实没有把自己当成父亲的角色,而是各奔了东西?

张艺谋:时代不同了,现在很难再有人当教父了。

时代周报: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电影市场呢?

张艺谋:我这么看中国电影。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我们没有商业电影的强大的创作力量、年轻导演。我们肯定这些东西、这些座位都是给好莱坞留的。到了00后的观众,会培养起一批好莱坞的年轻观众。这个口味就只吃好莱坞,别的不再吃了。在台湾和香港就是例子。所以,我自己不是年轻导演,但我也愿意跟上,去学习拍商业电影,而且要拍好,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未来一定要从票房的弄潮儿中产生大师级的人,否则这个市场就被好莱坞拿走了。第二就是回到价值观上。其实这么多年,我的价值观并没有改变,还有一些客观原因,我也没办法解释。只是因为我的作品没有拍好,有时候是在学习,也有自己迷失的地方。但我个人没有变过。

时代周报:我认为你是被某些人绑架了。

张艺谋:也许。所以,无法去解释。今天拍《归来》其实对我来说,根本就是过去的我拍了一个心仪的电影。不是我突然变了姿态,不是我突然浪子回头了。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你应该是那种事业型的男人。其实生活里,衣服你也会自己去挑,也会喜欢好看的表。

张艺谋:对。是这样的。以前是秘密,现在不是秘密了,可能跟我太太有关,因为她是80后,再加上有三个孩子。你看,这个秘密隐藏了很多年。其实大家都走入了误区,以为我是神坛上坐在那儿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但你看,“哦,原来他有这么一套,他其实有一个家庭”。

时代周报:你有很丰富的后花园。

张艺谋:他实际上是一个家庭,实际上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少。所以我不是一个打坐的人,我其实是挺接地气的。

时代周报:家庭生活给了你最大的营养?

张艺谋:最早是因为我父亲,1997年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的床前,他最后有个遗愿,就是希望有一个男孩,我就答应了他。我记得我说得很轻松的。我父亲说希望我有一个男孩,因为他认为我有出息,我说没有问题。那时候跟我父亲说的话是有老天爷作证的,不能食言的。他说那你找谁生啊。我说,有的是,你放心。我就谈得很庸俗,我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也不缺钱,没问题,能找到。

后来我老爸觉得可行,他说,那你要生的是个女孩呢。我说再生啊。他说,那国家不允许啊,独生子女啊。我说我在外国生啊。我说完了,我爸就非常放心,他说我就可以瞑目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是很清醒的,他是肺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所以立即就有了这样一个家庭。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都没有大家想像的那种超凡脱俗的艺术家的情怀,我们不是那样的,生活不是那样的。

时代周报: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是严父吗?

张艺谋:是普通家庭。我父亲是严父,所以我一直很惧怕他。你想,我都大学毕业多少年了,给家里打电话,跟我父亲,我们俩就没话。我不会,但我又不太善于跟孩子交流。现在孩子还是跟他妈妈照顾。但我从来不板脸。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父亲的角色?

张艺谋:我觉得我不是个好父亲。所以,陈道明那句话说的是我的心里话,因为首先这是种东躲西藏的生活。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要选择东躲西藏的生活?

张艺谋:我不想把孩子生在国外。这是我的心里话。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你可以移民。

张艺谋:对,当然,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也可以去香港生。只是我不想这样做。当年没有其他想法,就是不想。我没有假装爱国,没有上升到那个高度。我就是不想那样。你看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对小孩的影响已经很大了。这些问题孩子都知道,同学们都知道,所以全国人民声讨我超生的时候,他们同学也会说,老师也有,所以孩子回来会问。

张艺谋:不是,问他妈妈。比如现在,你出去以后,老百姓拿手机冲上来跟你拍,小孩都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会问他妈妈。他妈妈经常会解释,或者我经常给孩子解释一些轻描淡写的东西,但这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尽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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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席卷全球。

关键时刻,年逾八十的钟南山挺身而出,成为国人心中的定海神针。

“有院士的专业,有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

这是《人民日报》对钟南山的评价。

仁心妙手,大医精诚,誉满天下,国士无双,钟南山因此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其实,早在2003年的抗击非典中,钟南山就已是中流砥柱。

世间万物皆有因果,任何成功都绝非唾手可得。

钟南山医德高尚,医术高超,此乃“果”,则何为其“因”?

“男人的一生,是儿子也是父亲。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

钟南山的成就,与父亲钟世藩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1901年,新世纪之初,钟世藩出生于厦门。

钟世藩的成长极不顺利。

9岁那年,父母双双病亡,钟世藩成为孤儿,跟着叔叔生活,十分艰辛。

叔叔们也不富裕,让人把钟世藩带到上海,给一户有钱人家当仆人。

有钱人家生病,医生上门诊治,精心照顾,这给了钟世藩很大刺激——他的父母就是因为无钱医治,才早早病亡。

年少的钟世藩暗下决心,一定刻苦学习,悬壶济世,不分贫富。

寄人篱下的钟世藩,一边做工,一边学习。

有人嘲笑他,你这穷小子,还想麻雀变凤凰?钟世藩不为所动,刻苦读书。

五叔钟广文从事中药生意,看到钟世藩的努力,决定为他承担全部学费。

在五叔的帮助下,钟世藩得以顺利求学,读书也更加勤奋。

钟世藩(右二)的毕业合影照

21岁那年,钟世藩终于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

协和医学院由美国人创办,实行严格的淘汰制,考进来很难,毕业更难。

钟世藩这一届,考入协和医学院的学生有40人。

几年下来,大浪淘沙,竟只有8人拿到了学位,钟世藩就是其中之一。

钟世藩的求学之路并未停止。1930年,因成绩优异,他被选派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留学深造,顺利拿到医学博士学位,被分配到南京中央医院任职。

当时的中国,医学博士屈指可数,钟世藩可谓前途无量。

父母双亡的特殊身世,寄人篱下的打工生活,负笈海外的孤苦伶仃,让钟世藩养成了独立坚毅的性格,也将这种性格传承给了儿子钟南山。

事业起步的钟世藩,很快迎来了婚姻大事,遇到了一生挚爱廖月琴。

廖月琴也是厦门人,1911年生于厦门鼓浪屿,比钟南山小10岁。

廖月琴所在的廖氏家族,在小小的鼓浪屿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堪称名门望族。

廖月琴的曾祖父白手起家,开创基业,人丁兴旺。廖月琴的父亲经商,思想超前;母亲出自大家族,温柔贤惠。廖月琴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气质非凡。

廖月琴在美丽的鼓浪屿上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而后考入了协和高级护理学校。

当时,富贵之家的女儿极少有愿意从事护理专业的——这是伺候人的事,出身名门的大小姐,怎能去做这样的事呢?

然而,廖月琴与众不同,事业如此,择偶亦如此。

1934年,23岁的廖月琴结识了33岁的钟世藩。

钟世藩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又是留美医学博士,令廖月琴怦然心动。

廖月琴的温柔善良,气质非凡,也让钟世藩为之倾慕。

两颗心越靠越近,逐渐走到一起。

然而,钟世藩家庭清贫,比廖月琴大了整整10岁,门不当户不对,这桩婚事遭到廖家反对。

但廖月琴就是认定了钟世藩,家人在接触过钟世藩后,也觉得这位医学博士为人朴实,医术高明,值得女儿托付终身,终于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钟世藩与廖月琴的结婚合影

1936年10月20日,一个男孩在南京中央医院呱呱坠地。

这是钟世藩的第一个孩子,因为医院位于钟山以南,钟世藩为儿子取名“钟南山”。

钟南山的幼年生活,比自己的父亲幸福得多,但也有过惊险万分的时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年初冬,南京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大量民舍被炸塌,钟世藩家也未能幸免。

轰炸中,房子塌了,刚满周岁的钟南山被埋在废墟里。

对于一个母亲而言,儿子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廖月琴不顾一切地扑向废墟,使劲抠挖碎石瓦砾,一边挖一边呼喊儿子的名字,她的双手变得血肉模糊,却好似毫无痛觉,疯狂地继续挖废墟.....

最终,在一片瓦砾堆里,母亲挖出了满身灰尘的钟南山。

这个时候,钟南山的小脸已经变黑了,再晚一会儿,世上便不会有钟南山。

廖月琴以无比坚韧的母爱,给了钟南山第二次生命。

钟世藩则以勤勉敬业的态度,给钟南山注入了精神的灵魂。

1937年冬,南京沦陷前夕,国民政府大规模西迁。

钟世藩不得不带领一家老小,离开南京,前往贵阳。

一路之上,行程艰辛,颠沛流离,餐风露宿,钟世藩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钟世藩在美国进修的是病毒学,回国之后他担任儿科医生,仍钟情于病毒学研究,但在20世纪40年代,国难当头,经费匮乏,国民政府极少有科研经费。

为了研究病毒分离与生长规律,钟世藩自掏腰包,在家里建了一间简陋的实验室,买来几只小白鼠养在家中,进行病毒实验。

钟世藩一回家,吃过饭就一头扎进实验室,研究他的小白鼠,给小白鼠解剖,观察脑部结构变化,而给小白鼠喂食、换水的任务,就落在了小钟南山身上。

在钟南山的童年记忆中,父亲钟世藩很少说话,但笃信“老实人说老实话,说话一定要有依据”。父亲身处困厄中却不求闻达,孜孜以求,严谨治学,这种精神深深了影响钟南山。

正是从父亲的实验室中,钟南山获得了宝贵的医学启蒙。

钟世藩一家四口合影(左一为钟南山)

1946年,贵州中央医院迁到广州,成为广州中央医院,钟世藩任副院长。

钟世藩医术高明,深受患者欢迎,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慕名前来看病。

对于患者,钟世藩不分贫贱富贵,一概平等相待,态度和蔼。

有时候,家中的保姆也会领一些农村的贫家孩子来看病,钟世藩不仅为他们细心诊治,还减免医疗费——他少年孤苦,深知这些家庭的不易。

医者仁心,不分贵贱,这是钟世藩一生信奉的从医理念。

小时候的钟南山,耳闻目睹了父亲对病人的态度及做法,日后深受影响。

钟世藩不仅对家人有爱,对病人有爱,对国家和民族更有大爱。

1948年9月,钟世藩出任广州中央医院第二任院长。

在他的严格管理下,广州中央医院蒸蒸日上,成为当时国民政府三大中央医院之翘楚。

1949年下半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高层仓皇逃往台湾,临走之际,不忘将大量资产席卷一空,广州中央医院的优质资产也被盯上。

一位国民党中央卫生署高官,奉命来到广州中央医院,向钟世藩传达了卫生署的决定:携带全家老小,以及医院巨额现金,连夜撤往台湾。

钟世藩摇头拒绝,“我是中国人,我要留在这里。”

对方没有放弃,一夜3次登门,甚至以生命威胁,均被钟世藩拒绝。

无奈之下,这位高官只好狼狈而去。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广州中央医院被军管会接管。

1950年初,钟世藩正式将医院的全部资产,包括房屋、药品、医疗与生活器材、建筑材料,以及所有文书档案、信件、图书,移交给继任院长陈汝棠。

410页的《中央医院财产移交清册》里,从每一件医疗仪器到每一盒药品,从每一本书到每一分钱,都写得清清楚楚,仅现金就有13万美元。

这是钟世藩冒着生命危险,为新中国保留下的珍贵财产。

1953年,钟世藩调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儿科主任。

儿科是医院最繁忙的科室之一。很多时候即便是下班回家,钟世藩也得不到休息,

那段时间,钟世藩经常会被半夜叫醒——有的家长带着急症的孩子到他家里看病。

忙碌了一天,十分疲惫的钟世藩从未对此有过微词,总是不厌其烦,一一耐心接待,精心治疗,绝不稍加辞色,有时还上门出诊,孩子的健康是他最大的安慰。

年纪尚轻的钟南山有时也会不解:“爸爸,你没必要这样啊?”

钟世藩回答说:“医者仁心,本分而已”。

这句话深深刻在了钟南山的心里,也成为他一生信奉的圭臬。

钟世藩不仅谨守本分,还牢记一个医生应该秉持的医德。

有一次,作为儿科教授的钟世藩给学生讲课,有学生问钟世藩什么是医德,钟世藩回答说:“用药简单有效,价廉安全,就是医德。”

钟世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给患者开过数不清的处方,后来一统计,竟有8万多张处方的费用都在10块钱以下。

只要能治好病,花钱越少越好,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花得起钱,看得起病,自己的父母当初不就是如此吗?如果吃药能治好,钟世藩决不让病人打吊瓶。

钟世藩处处为病人着想的“医德”,令人肃然起敬。

钟世藩一家四口合影(后排右一为钟南山)

在中山医学院任儿科主任期间,钟世藩有两个习惯。

第一个习惯:抽查病历。

钟世藩英文极佳,以前在广州中央医院工作,经常用英文书写病历,工笔如篆,一丝不苟,一些年轻医生,医术不怎么高明,写起病历却洋洋洒洒,让人看来一头雾水。

每逢钟世藩抽查病历,谁写的病历不规范不整洁,就会遭到严厉批评。

有些医生不以为然,只要把病治好了,字写得潦草点算什么?

钟世藩严肃批评道:“病历是写给病人看的,人家都看不懂,你写来干嘛呢?病历是一个医生的名片,也是一个医院的名片。从一个医生所写的病历,就大致可以看出他的医学水平,看一个医院的质量,也要先看它的病历。”

第二个习惯:喜欢查房。

中山医学院的儿科医生,最怕钟世藩查病房。

因为钟世藩查房时要求最高,医生要把病历和检查报告先交上,脱稿作报告。如果作报告时磕磕巴巴,词不达意,钟世藩立马就会中断查房,掉头而去。

在钟世藩看来,一个医生对自己病人的病情不熟悉,就是不合格。尤其是对孩子,不用心就可能铸成大错。时间一长,没有一个医生敢对病人粗心大意。

女儿钟黔君曾问父亲,“做儿科医生有什么要求?”

钟世藩回答:“主要是“爱”孩子,从心底去爱,不管孩子怎样哭闹,都不要烦。”

钟世藩(后排左二)与同事合影

钟世藩对自己严格,对工作严格,对儿子也很严格。

在钟南山的眼中,父亲是严厉的,甚至连一句表扬的话也难得说一句。

小时候,钟南山很淘气。

有一次,妈妈给他10块钱,让他交伙食费,他竟然把钱偷偷藏起来买零食和玩具。

终于有一天,事情露馅了,钟南山以为大难临头了,父亲一定会把自己痛打一顿。

出乎意料的是,钟世藩没有动手,他盯着儿子说:“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南山,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么做是不是诚实?”

数十年后,钟南山依旧清晰记得这件事,“这感觉比他打我一顿,对我刺激更大,父亲这句话,让我明白了,人生在世,诚实比机灵重要。”

在父亲严谨治学,诚实做人的教诲下,钟南山成长很快,学习也很好。

1955年,19岁的钟南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医学院。

随着年龄增长,钟南山的相貌和父亲越来越像,简直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仅相貌像,气质也像,可谓“形似更神似”。

不过,两人的爱好截然不同。钟世藩喜欢音乐、文学,钟南山则爱好体育运动。

1959年,钟南山代表学校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以54.4秒的成绩打破男子400米跨栏全国纪录,还夺得了男子十项全能亚军。

全运会结束后,北京体委找到他,想让他做职业运动员。

当时,国家十分重视体育运动,搞体育容易出成绩,在全国人民面前抛头露面,很是风光,可比干一辈子医生强多了,年轻的钟南山有些动心了。

他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钟世藩只说了一句话:

“钟家优良传统有两个,第一就是要永远有执着的追求,第二办事要严谨要实在。”

父亲这句话让钟南山下定决心,一辈子搞医学。

从此以后,国家少了一名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却多了一名杰出的医学大家。

钟南山在第一届全运会上领奖

1960年,钟南山大学毕业,留校任教。

一次,钟南山赴农村参加巡回医疗,遇到一频繁血尿的儿童,初诊为肾结核。

父亲得知这一病例后,反问钟南山:“作此诊断,根据为何?”

一句话把钟南山问住了,他只是靠直觉。

父亲语重心长地解释道,尿血的可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结石,也有可能是结核。若诊断错误,治疗必定南辕北辙,不仅延误病情,甚至危及病患生命。做任何判断都要有证据,医者人命,没有十足的证据,不可轻下判断。

钟南山听后,不禁汗颜。

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钟南山的成长道路并不顺利。

1966年7月,时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的廖月琴投江自杀,终年56岁。

钟世藩失去了妻子,钟南山失去了母亲,成为两个男人内心难以言说的痛。

从此以后,只剩下钟世藩和一对儿女相依为命。

钟世藩同样没能逃脱厄运,一度失去医生的工作,远离医学和科研事业。

廖月琴含恨离世后,钟世藩把妻子的骨灰存放在卧室中,陪伴了自己整整12年。而从妻子离开那一天起,钟世藩最爱的交响乐再也没在家中响起过。

父母的遭遇在钟南山心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但在父亲的鼓励下,钟南山没有气馁,没有抱怨,始终投入到医学和科研工作中去。

1979年,钟南山被教育部公派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留学。

为了克服语言难关,他废寝忘食,每天跟着留声机锻炼听力,用英语与父亲写信沟通。

父亲每次收到信,都会用红笔将信中的讹误一一更正,再和回信一并寄返。

第一次回信,父亲的红笔几乎圈满了整封信件,但八、九遍以后,信上的红圈越来越少,在父亲的帮助下,钟南山终于跨越了语言障碍。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远在伦敦的钟南山,在回信中感受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虽然钟世藩对儿子教育严厉,但也正是他平日里的言传身教让钟南山一生受益。

当时,中国留学生被英国人瞧不起,就连学历都不被承认。

一开始,钟南山的导师直言:“你可以在我的实验室学习,但不能去医院看病,你们中国人的学历和医术,我不放心。”

导师的话狠狠刺痛了钟南山,但他没有气馁,下定决心做出点成就。

1981年,针对一例慢阻肺所致的肺源性心脏病,钟南山提出了一套治疗方案,终于让高傲的英国同仁对他刮目相看,打心里接受了这位中国医生。

钟南山颇为骄傲,为此专门写家书向父亲禀报。

钟世藩闻讯大喜,回信说:“你让西方人懂得,我们中国人也是能够做点事情。”

45年了,这是钟世藩第一次夸奖儿子,理由是儿子给国家争了光。

50年代初,钟世藩一手创办了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既看病,又搞科研。

这是广东乃至全国最早创办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之一,也是除了病房,钟世藩最常呆的地方。

到了80年代,钟世藩年龄大了,身体患病,行动不便,干脆把病毒实验搬到家中观察。

晚年的钟世藩依旧心悬儿科,他发现国家始终没有一本权威的儿科疾病诊断指导书,便决心总结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以资后人。

为了搜集资料,老人家每天钻进图书馆翻书,第一个进去,最后一个出来。

彼时,钟世藩的视力极度下降,严重的复视,让他看什么都是两个影子。

他只好捂住一只眼睛看书写字,累了就换另一只眼睛。

钟南山心疼父亲,劝他注意身体,每天少写一会儿,不要这么卖命。

钟世藩不听劝阻,反而和儿子发起了脾气:“你让我呆在家里干什么,等死吗?”

钟世藩编著的《儿科疾病鉴别诊断》

女儿也好言相劝,老人家叹口气说:“人活一辈子,总要留下一些什么。”

钟世藩的努力没有白费,4年后,一部40多万字的《儿科疾病鉴别诊断》出版问世。

因为内容完善,实用性强,该书先后再版6次,每次都很快脱销。

活到老,学到老,钟世藩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个理念。

1987年6月,钟世藩的生命到了最后的时刻。

弥留之际,钟世藩从昏迷中醒来,向儿子钟南山、女儿钟黔君,留下了最后的遗愿:一定要把他的骨灰和妻子的骨灰混在一起,撒到厦门的大海里。

6月22日,钟世藩离开了人世,终年86岁。

如今,钟南山也已经86岁了,他的儿子钟帷德也是泌尿外科的知名专家。

得益于坚持不懈的锻炼,钟南山身体康健。疫情肆虐,大敌当前,钟南山总是义无反顾,冲锋在前,敢医敢言,勇于担当,屡屡在疫情防控中作出巨大贡献。

这一切,不得不说,是基因的遗传,是家风的传承,更是精神的赓续。

钟南山深情回忆父亲钟世藩

对病人,他医德高尚,治学严谨,大医精诚,时刻将病人摆在心中,始终怀以仁爱之情;

对国家,他始终以赤子之心,在危难之际坚守不渝,挺身而出,始终胸怀殷殷报国之情;

对妻子,他慕之如皓月,爱之如珍宝,只此一人,相守到老,至死不渝,爱意挚深;

对儿女,他寡言少语,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如泰山一般,父爱深沉,宽广厚重;

这就是一代名医钟世藩,医者仁心,观其所作所为,“道是无晴却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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